从怛逻斯战役看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文明交往
作者马明良(1961-),男,撒拉族,青海循化人,博士,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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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交往的形式多种多样。“大致而言,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交往形式。”[1]“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交往形式。无论是古代的各文明中心之间的联系,还是跨大陆的各帝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民间的商旅、教旅、学旅之行程往来,和平形式的交往一般占有主导地位”。[2]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通常是一种和平的交往形式。人类文明交往的另一种形式是暴力交往。“暴力交往形式在人类历史上赫然在目,挥之不去,占有颇多篇章… …战争是暴力交往的最高形式。战争是残酷的、触目惊心的,但在不得不进行和已经发生的战争背后,总是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永远值得后人倾听的政治文化声音。战争不仅是战争本身,这种政治现象需要有文明交往的穿透、沉思和感悟。”[3]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在通常情况下彼此吸引,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平交往,和谐相处。然而,二者之间的摩擦与碰撞、冲突与对立所构成的不和谐音符也偶尔有之,怛逻斯之战便是一个典型个案。不过,换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这个战役,便会发现,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自然是指战争给双方带来了生命财产损失及其它消极后果,这不言自明;说它是好事,则是从双方文明交往角度而言的。如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本身,“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4]就会发现战争背后所隐藏的文明交往的意义。
一、怛逻斯之战背景与始末
公元7～ 8世纪,崛起于西亚的伊斯兰帝国(尤其是阿拔斯王朝)与昌盛于东亚的中华帝国(尤其是唐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最终在中亚相遇。[5]广阔西域的很大一部分,如葱岭以西的安国、康国、吐火罗、俱密诸国,贞观年间(627-649)均为唐朝的藩属。然而大食帝国(伊斯兰帝国)崛起以后,东征西伐,开疆拓土,其触角逐渐伸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一带。两国在此进行了多次的较量,结果互有胜负。“公元7世纪中叶,今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之间成为唐朝的势力范围,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的势力扩张到乌浒水流域。于是,中阿双方在中亚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冲突。 749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在中亚各地驻扎大军,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6]不过“大食前进的势头即止于此,无意东逾葱岭入侵中国。唐王朝一开始就不想为葱岭以西的属国尽宗主国之责,担当风险。”[7]“由于唐王朝一开始就不想和大食对抗, 双方在中亚的军事冲突很少,即使发生了军事冲突也没有持久,没有扩大。”[8]从双方最高当局的政治意愿来看,似乎都无意进行全面对抗。怛逻斯之战只是“因唐朝边疆大吏高仙芝对石国处置失当而引起的”。[9]
中国的文献很清楚地记载了这次战争的起因:“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无藩臣礼,请付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元门,俘以献,斩阙下。”[10]高仙芝对石国王“无藩臣礼”耿耿于怀,借机讨伐,石国国王投降,但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十六橐、其余名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11]石国王子情急之下,诉于中亚各国,各国均很愤慨,便求助于大食国(即阿拔斯王朝)边防军。阿拔斯王朝边防军驻中亚统帅艾布·穆斯林派其副将齐亚德出兵支援。高仙芝的军队与齐亚德的军队决战于石国境内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江布尔),激战数日,唐军败绩,“七万众尽没”,[12]被俘2万。不过这次军事冲突,并没有严重影响二者的友好关系。就在这次战役发生后的第二年,阿拔斯王朝三度遣使唐朝,以示友好。 757年,阿拔斯王朝应唐王朝的请求,出兵助唐平定了安史之乱,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二京。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冲突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史上收到了令双方都意想不到的效果:以造纸术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西传和中国人对伊斯兰文明的深度考察、理解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二、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
“怛逻斯之战的意义从文明交往方面讲,超越了军事的胜败,在唐军工匠传播技术上赋予了深远意义。例如,丝织、画法、金银等制作技术,特别是造纸、印刷技术的西传中亚,并进一步传到意大利、英国、荷兰、莫斯科、挪威诸地,推进了欧洲文明。”[13]事实上,怛逻斯之战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中的这一积极作用无论如何不应被忽略。高仙芝军队中的被俘人员无意中充当了文明交往的使者和文明的建设者。被俘的唐军中有许多能工巧匠,有的身怀绝活,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当时的阿拔斯人所利用,尤其是造纸术更为阿拔斯人所看重。他们首先在中亚历史文化名城撒马尔罕(今乌孜别克境内)建造纸厂。 793- 794年,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年在位)下令在首都巴格达兴建第一座大型造纸厂,大规模造纸。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纸张的便利和益处,便纷纷办厂造纸。大马士革是伊斯兰世界的造纸中心,在数百年间,不但为伊斯兰世界,而且给欧洲各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纸张。到10世纪末,整个伊斯兰世界都用这种先进的纸张代替了原先那种形体笨重、不便传抄和运送、不易保存的羊皮纸,大大促进了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穆斯林作中介,造纸术经北非和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传到了欧洲。 900年前后,埃及也建起了造纸厂,后逐步西移北进,于1100-1150年,摩洛哥和西班牙也先后兴建了造纸厂。不久,造纸术逐渐传播到法国等欧洲其他国家[14],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发展。毫无疑问,造纸术是中华文明奉献给全人类的一份丰厚而宝贵的礼物,而这份礼物则是通过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才为全人类所享用的。
三、中国人对伊斯兰文明的第一份考察报告《经行记》
尽管自从7世纪30年代以来,阿拉伯穆斯林使节和商人不断来华开展外交与商贸活动,但中国人对伊斯兰文明并不十分了解,穆斯林使节和商人给他们的印象充其量只是一些身着奇装异服,有着奇风异俗的蕃客、胡人而已。然而,怛逻斯之战却在无意中成了中国人对伊斯兰文明进行进一步考察的机缘。在怛逻斯战役中,文人出身的中国军人杜环被阿拔斯帝国军队俘虏,后获得自由,并在当地居留12年。其间游历了帝国境内的中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在游历过程中,杜环细心地考察了伊斯兰文明的诸多方面。 763年,杜环经海路回到了中国广州。随后,根据其所见所闻撰写了一本关于伊斯兰文明的考察报告《经行记》。[15]这是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文明的第一份考察报告。《经行记》说:“(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年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惟从宽,葬惟从俭… …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16]“其大食法者,有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惟饮酒,谑浪终日。”[17]不难看出,杜环对伊斯兰文明的考察不仅很仔细,而且把握很准确,抓住了特点。“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指穆斯林妇女出门戴面纱。“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即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凡穆斯林成年男女都必须完成一日五次的拜功。此处的“天”指的是真主安拉,即拜真主安拉。“食肉作斋”,讲的是教历九月穆斯林的封斋活动;“以杀生为功德”,指教历12月12日的“宰牲节”(也译为牺牲节),凡有条件的穆斯林便宰牛、羊、驼等牲畜,以表忠心。“断饮酒,禁音乐”,即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饮酒,禁止靡靡之音。“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显然指礼拜真主的场所清真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乃指一周一次的“主麻”(聚礼日),哈里发去大清真寺给大众演讲并带领众人礼拜。“不拜国王、父母,不信鬼神,祀天而已”,是在讲述伊斯兰教的宗教观:不拜天、不拜地、不拜父母、不拜皇帝,唯主独拜,唯主独尊。“不食自死肉”、“不食猪、狗、驴、马等肉”;“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惟饮酒,谑浪终日”,其中,除“惟饮酒,谑浪终日”一句外,其余都很准确,反映了伊斯兰教的饮食制度和星期制度。“惟饮酒,谑浪终日”疑为杜佑引用错误,应为“不饮酒,惟谑浪终日”。“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显然指的是伊斯兰教的“吉哈德”(为主道而奋斗)的一种形式——— “圣战”。
无疑,杜环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实地考察比较客观地介绍伊斯兰文明的中国人,同时也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史上的一位非常难能可贵的人物,他为今天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了解读异域文明应有的态度、方法和途径。
四、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伊斯兰教史源远流长。公元610年,阿拉伯半岛古城麦加人穆罕默德高举“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安拉使者”的大旗,向旧世界宣战,要求人们从对人和物的崇拜中解脱出来,走向对造物主安拉的崇拜。通过23年的奋斗,他统一了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向罗马、波斯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派遣信使,启动了伊斯兰教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进程。穆罕默德的政治继任人四大正统哈里发(依次为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继承穆罕默德的遗志,将伊斯兰教推向西亚、北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伍麦叶时代(661- 750年)继续东征西伐,开疆拓土,建立起西起摩洛哥和西班牙,东至印度和中国边界的泱泱大国,使伊斯兰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阿拔斯时代(750- 1258年),经济发达,科技昌明,文化繁荣,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教法学体系日益完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正当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崛起于西亚时,东亚另一个古老的国家开始走向昌盛,这就是显赫的唐帝国(618- 907年)。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在中亚与大食接壤;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力强盛,与大食并驾齐驱。
处在盛世中的唐朝统治者胸襟开阔,气度恢宏,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对外奉行开放政策,对异域文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样不但吸引了域外的科技文化,而且各种宗教也纷至沓来。伊斯兰教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和平传入中国的。
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由来已久。《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称阿拉伯为“条支”,并就此介绍说:“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公元97年甘英出使西域,行至安息(西亚古国,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西境欲渡海往埃及受阻。由于甘英的报道,中国人对“条支”的了解又深了一层,所以《后汉书》卷117《西域传》记载“条支”的地理位置较《史记》更准确:“条枝国域… …海水曲折,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自此,汉朝每年派出五、六批甚至十余批使者前往中亚及西亚各国,与阿拉伯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到了唐代,伊斯兰教及伊斯兰国家在西亚兴起,从此,中阿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644- 656在位)派遣外交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向唐高宗介绍了伊斯兰教和麦地那伊斯兰政权建立的经过。这件事因系官方的重大外交活动,故而被当时的中国史官郑重地载入史册。[18]《旧唐书》198卷“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此处所言“噉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艾米日·穆民尼乃”(信士们的长官)的讹音,实际上是当时的穆斯林对哈里发的称呼,该称呼自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开始。唐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被中国大多数学者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中国与大食之间的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两种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其形式多种多样,除贡使来往、商贸往来等,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那就是军事冲突。军事冲突作为一种交往的特殊形式,对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的传播,往往表现在过程与后果这一层次上,只是因为军事冲突作为政治交往的继续,文明交往常常被刀光剑影、硝烟炮火所掩盖而为人们所忽略罢了,发生在大食与唐朝之间的怛逻斯之役就是其中一例。
伊斯兰教在中国所走过的历程同佛教、基督教相比较是很独特的。佛教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教义、哲理的传播,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从其教义思想来审视和把握佛教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不十分看重教理的对外宣传,因而《古兰经》整本汉译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才完成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教族一体现象就非常突出。从积极的方面说,它可以增强内聚力;从消极的方面说,它削弱了对传统社会的影响。佛教的传播,我们说是哲学史式的;伊斯兰教的传播,我们说是社会史式的。同基督教不一样,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覆盖面由小到大,其社会影响由弱变强,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可寻。
文化的本质是交流、交融和互相沟通的。一种文化在其他地方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纵观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步一步实现本土化,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中国伊斯兰教虽然被烙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但如“六大信仰”和“五项功课”以及主要饮食禁忌等最基本、最根本的方面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来看,这种传播既不是简单的空间移动而无变化,也不是变得面目全非,以致有陌生之感,而是既保持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生活方式,又发生了部分适合中国国情的变化,获得了伊斯兰教的和中国的双重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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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杜环.经行记[M].原书已失传,现存该书部分内容是杜佑.通典[M]中引用时保存下来的,共计1511字.
[16]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大食条)[M].
[17]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大秦条)[M].
[18]旧唐书(卷四)[M].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月